百年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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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阿忆
　

水流云在    迷途激流    风云际会    明耻教战   硝烟中的芬芳    一报六社  
 何去何从    最后的余辉   劫后余生    如磐风雨疾   黎明盛世    沧海回眸间  

一、水流云在
　
　　光绪皇帝在位第 28 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公元纪年是 1902 年。
　　从那时起，《大公报》饱览世事，历经百年沧桑，记下了 1 个世纪的国家兴亡，并由此成为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报纸。穿越百年光阴，《大公报》由桀骜不驯，汪洋恣肆，渐渐归于平静，而它留下的财富和思索，越来越弥漫于后人心间。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创办的 1902 年，看似平静，实则玄机重大。那是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各自矛盾此消彼长的一年。这一年，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慈禧和光绪返回紫禁城。两年前，她听信满洲贵族之词，违反国际法原则，放任义和团攻打驻华使馆和教堂，结果被列强占了首都。为实现对洋人的诺言，消灭领事裁判权，慈禧宣布改革。   慈禧通过经济改革，使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商会每年增加 100 家，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慈禧废除科举，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由于日本飞速发展，成为榜样， 1902 年成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王国维、黄兴、廖仲恺、邹容、陶成章、鲁迅均于本年去了东京。而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同是 1902 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就在这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清末 10 年，成了传媒先驱们广泛办报的活跃期，《大公报》只是众多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
　　 1901 年，天主教徒英敛之，来到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天津，拜会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柴天宠虽是传教士，但却经营建筑材料，建教堂致富后，想到集资办报，与英敛之一拍即合。随后，柴天宠负责集资，英敛之是经理、主笔、编辑，而王郅隆和大名鼎鼎的改革家严复是出资股东。
　　【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英敛之过去只是给一个老先生当书童。那年头文具也沉，什么砚台呀，书——参考书——都得天天背着。给穷旗人的家里头的小姐补习，一来二去的就跟这小姐俩人儿彼此有意，而且还写情书。因为中国线装书，中间儿都是折叠的，信就藏那里头……
　　在天津法租界，苦出身的英敛之择取 1902 年 6 月 17 号将《大公报》推上市场，而且第一天便业绩不俗，竟一举销掉 3800 份，可谓“开门红”。
　　 35 岁的英敛之政治上属于改革派，在创刊号上，他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英敛之解释说：“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换句话说，“大公报”应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
　　英敛之以“敢言”著称，创刊便大胆议政，对官场怪状和社会风气锋芒毕露，毫不留情，除了皇帝，英敛之鞭挞一切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和暴发户。《大公报》创刊第 2 天，英敛之宣布，遵循西方报业公例，奉行“知无不言”。第 5 天，英敛之发表长文，盛赞“皇上有德”，进而全面否定太后听政，呼吁还权于光绪，由皇帝亲自管理国家。英敛之此举，就连《大公报》第 2 代领袖胡政之都认为是不顾性命，“大胆已极”！ 8 月 15 号，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把天津交还清朝，英敛之连续发表社论，指责联军种种暴行。
　　【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中国人那时候不是梳鞭子吗？他就把鞭子铰了——那是 19 世纪满清的时候——然后呢，跑到天津租界，有日本裁缝，会做西装。做了身西装，回来以后全家是一片惊慌，说这这这这这怎么得了啊，这出去不得砍头哇。他说，不行，我得示威！他穿上西装，绕着我们家走一圈，走大街上，让人看看。然后回来了——胜利而归——一边儿脱着衣服，一边儿说：“说实话呀，这西装是不舒服，真没中国衣服舒服。”后来才发现，他把衣服架子穿在里头了。  
　　不仅如此，英敛之要全家都穿西服。苦于弄不清女式西服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便托人去哈尔滨直接买来，请摄影师到家里拍照，放大后挂在客厅，后来才知道，那竟是俄国女人的睡衣。为了全盘西化，英敛之还把神童儿子英千里 12 岁就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读就是十几年。其间，英敛之与山东省长蔡儒楷政见对立，但无妨友谊，英敛之视官僚如泥沙，自然不把山东省长放在眼里，但蔡儒楷却崇敬英敛之创办了华北第一大报，英才惜英才，终致指腹为婚。于是，蔡省长的女儿蔡葆真，作为没过门的儿媳妇，也被很小就送进天津圣约瑟教会女校，接受西方教育，为的是将来与英千里结婚后能有共同语言。  
　　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诚也是 12 岁被送进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每天用英语听课。
　　【主持人陈晓楠： 1905 年，新任驻美公使要求与清朝谈判，严禁华工去美国，遭到上海商务总会激烈反对。他们要求美国两个月内修改《排华法案》，否则抵制美货。美国当然不会向中国低头，于是爆发了持续 8 个月的抵制美货运动。老罗斯福总统命令亚洲舰队集结广州，作出攻击姿态，迫使清朝下令尽力平息运动。袁世凯率先响应，下令查禁反美报刊，导致中国历史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功亏一篑。
　　所有人都低下头颅，唯有英敛之还昂着，他依然拒绝刊登美国广告，公开与袁世凯为敌。袁世凯是直隶总督，总督府设在天津，他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为罪名，禁止邮寄《大公报》，但《大公报》在法租界，英敛之又有法国主教支持，袁世凯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袁世凯礼贤下士，其间曾希望与英敛之交好，但英敛之不为所动，仍对这位炙手可热的权臣整整顶了 10 年，直到把他顶死。
　　英敛之是满族人，英姓是慈禧所赐，而英太太爱新觉罗·淑仲，干脆就是皇族血脉。因此，《大公报》对清朝的一切激烈批评，均是出于改革的考虑，而不是要革掉清朝的命。而英敛之终生厌恶袁世凯，也不是因为袁世凯为满清效力，恰好相反，是因为袁世凯与孙文为伍，断送了大清江山。
　　 1912 年 2 月 12 号，溥仪皇帝退位， 268 年的大清帝国土崩瓦解，而袁世凯赞成共和，并接受孙文举荐，继任临时大总统。英敛之办报兴趣全无，终于离开天津，回北京香山隐居。 5 年后，北京和河北发生大水灾，淹了 103 县 600 多万百姓，英敛之在《大公报》游艺大会上天天登台募捐，这便是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最后一次联系。水灾平息后， 200 名孤儿无人认领，徐世昌总统便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将皇家静宜园拨给熊希龄和慈幼局局长英敛之，营建慈善学校。在毛泽东 1949 年从河北西柏坡迁入静宜园双清别墅之前，香山的全部设施和全部园地，曾全部归慈善学校所有。
　　 1926 年初，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 50 岁，而山顶裸岩上留下了他的 4 个大字：“水流云在。”这 4 个字，恰好可以明鉴创始人已经故去，但他创办的《大公报》仍在流传的意境。
　
二、迷途激流
　
　　 1916 年 6 月 7 号，是袁世凯总统病逝后的第 2 天，黎元洪副总统在北京东厂胡同家中，草草举行总统继任仪式，出席者仅有段祺瑞总理和内阁成员。在那个沉闷的夏日，除了东厂胡同两端的出口处停放着十多辆汽车和马车，除了黎宅门前挂着两面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一切如旧，看不出任何的履新气象。
　　【主持人陈晓楠：黎元洪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段祺瑞总理手中，于是黎段之间，斗得是死去活来。 1916 年秋天，在徐树铮将军支持下，大股东王郅隆收购《大公报》全部股权，出任董事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绝对亲信，鼓励王郅隆独断《大公报》，自然是要让《大公报》助段祺瑞一臂之力，充当国务院的喉舌。于是，《大公报》走入短暂的迷途。   王郅隆早年是天津粮店的小伙计，因舞弊而被辞退，随后自立门户，除了作粮食生意，还倒卖木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王郅隆认为，只有军人才是最有实力的阶层，于是他结交军人，办起银行和纱厂，成了著名的暴发户。控制《大公报》后，王郅隆抛弃英敛之不为任何党派作宣传的信条，在徐树铮建议下，聘胡政之做《大公报》经理兼主笔。
　　胡政之是四川人，留日学生，曾就读东京高等商业专门学校，结识同学吴鼎昌。回国后，胡政之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 2 分庭刑庭庭长，结识另一位留日学生张季鸾。整整 10 年后，正是这 3 位留日学生，他们联手买断《大公报》，使这张报纸达到了百年史上的颠峰状态。
　　不过此时，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尚在各自的政治旅途中奔忙，尚未走到一起，唯胡政之率先进入暂时投靠段祺瑞的《大公报》。此前，胡政之是内务部参事，而内务部是段祺瑞的势力范围，徐树铮把胡政之看成是自己人，于是推荐给《大公报》，谁知胡政之已看透官海，只想以文字报国，并发誓把英敛之离去 5 年中失去的光辉夺回来。
　　 14 年前英敛之创办《大公报》，说是报纸，但样子上却里里外外是一本书，其中每个版面的文字都是整版直排。为了让它更像报纸，胡政之把版面分成上下两栏，两栏分别加上边框，栏和栏之间留一条空白，如果对折，仍可以装订成书。两个月后，胡政之仍觉不满，于是再度进行版式改革，把每版两栏分为 4 栏，栏和栏之间不再留白。 1917 年初，《大公报》终于从 4 栏增改为 6 栏，从书的模样，变成十足的报纸。
　　这个时候，《大公报》作为段祺瑞系统的机关报，在与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颇为风光。有意思的是，胡政之未来的终生搭档张季鸾，站在黎元洪一边，特点是秉笔直言。过去，张季鸾抨击袁世凯，入狱 3 个月。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又披露段祺瑞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因此再陷囹圄，经营救，才得获释。尽管是身处政治对立面，胡政之与张季鸾仍有共通之处，那便是以真实为坚。胡政之下令停止伪造新闻，每逢重大事件，必派记者亲去专访，使《大公报》为之一变。 1917 年张勋进京调解黎段之争，却推溥仪复辟，京津剧烈震荡，《大公报》快速而精确，销量扶摇直上，深受国人欢迎。
　　【主持人陈晓楠：段祺瑞自然是杀回北京，赶走了张勋，而黎元洪心灰意懒，去意坚决，总统果真交给冯国璋代理。 1918 年，为了选出称心如意的新总统，徐树铮又在为段祺瑞跑前忙后，他和内务总长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为的是征集会员，组建国会。于是大家就把这个既无纲领又无组织的小圈子称为“安福系”，《大公报》也就被说成是安福系的机关报。
　　总统换成徐世昌之后，掌握实权的还是段祺瑞。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当初把段黎之争推向极至而导致黎元洪下台，恰是中国是否参战。段祺瑞力排众议，对德宣战，终以胜利告终。于是，国人的目力移向青岛，那曾是战败国德国的租界，大战中被日本夺去。
　　此时此刻，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战胜国，青岛是否交还中国，答案却在巴黎和会。
　　 1919 年初，巴黎和会人声鼎沸，政要无数，记者云集。然而，在这命衔一线的讨价还价之中，中国记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在巴黎和会的 3 个月中，胡政之聆听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更是听到来自祖国的读书人和工人阶级的呼声。最终他看到的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青岛没能归属日本。
　　胡政之因此成为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
　　胡政之由巴黎回到天津，准备大干一场，再次改造《大公报》。但出乎胡政之意料，中国再次陷入动荡。在直皖战争中，段祺瑞和所谓“安福系”被打得大败，王郅隆被列为“安福十凶”，遭通缉后，逃亡日本。《大公报》声名扫地，胡政之只得辞去经理。此后，《大公报》结束了与安福系短暂的关系，重又恢复不为任何政党服务的宗旨。不过，报纸所有权一直在王郅隆父子手上，王郅隆在东京鞭长莫及，无力经营，致使《大公报》惨淡度日，一蹶不振，销量再次锐减，直跌到每天只印 10 份。
　　王郅隆在东京大地震中意外死亡后，《大公报》于 1925 年冬天被迫停刊。
　　第 2 年，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彻底垮台，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胡政之恰与张季鸾在天津重逢。张季鸾感叹道：“十多年来，同业友人，或死或散，或改业为官吏，独政之与吾钟情于报纸！”他们住的地方，恰好离《大公报》社不远，每天看着报社人去楼空，大门紧闭，便对这张拥有 24 年历史的著名报纸感慨不已，痛惜倍至。终于有一天，无意谈到为什么不接手《大公报》，把它继续办下去，两人欣喜若狂。谈到筹办经费，胡政之和张季鸾想到吴鼎昌。此时，吴鼎昌已是金融界大人物，四行储蓄会主任兼盐业银行总经理。他要立志办 3 件大事：一是储蓄会，二是现代化大饭店，三是办一张像样儿的报纸。于是， 3 位昔日的留日学生一致决定，买下《大公报》，连招牌到房产设备全部盘过来，续上先前的香火。
　　【主持人陈晓楠：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 3 个人决定：第一，《大公报》不以营利为目的，启动资金由吴鼎昌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捐；第二，吴鼎昌是社长，胡政之是经理，张季鸾是总编，全权负责文字；第三， 3 人均专心办报， 3 年内都不可以在任何有工资的机构担任职务。第四，为保证胡张专心，吴鼎昌提议，不要报社收入，以保证胡张高薪，另外，胡张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社送股；第五， 3 人共组委员会，研究时事，意见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用胡政之的话说，这简直是我们的宪法，一直被我们供奉着。
　　“大公报” 3 个字的隶书标识，仍出自刻字工人崔永超之手。自英敛之时代，崔永超就是《大公报》的刻字工，每天都在印刷厂雕刻着大号题目和字模盘上没有的汉字，把一辈子献给了《大公报》。如崔永超一样，新《大公报》的印刷工人，全部是原班人马。
　　胡政之没费什么口舌，便从王郅隆儿子那里，买下《大公报》。 1926 年秋天，《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只是老报头上有如下新注：“本馆创始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
　
三、风云际会
　
　　 1926 年 9 月 1 号，《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张季鸾总编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总之一句话，文人论政，不受约束，《大公报》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不依靠任何政党。而这，正是《大公报》决胜于千里的全部秘密。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曾总结民国以来的报业教训，说大多数报纸办不好，主要是资本不足，于是就滥拉政治关系，拿政党津贴，政局一变动，报纸也就垮掉了。而《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说得更好，他说国人办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
　　 1926 年春天，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联合进京，把临时执政段祺瑞赶出历史舞台。张作霖枪毙了《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发表《官僚运气》，讽刺潘复拍张宗昌马屁，把潘张关系比作睾丸与肾脏，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罪”草率枪毙。邵飘萍是张季鸾的莫逆之交，林白水是胡政之的生死同事，所有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恰恰发生在《大公报》复刊前夕，这对《大公报》同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9 月 1 号，北方厮杀尘埃落定，但张季鸾发表“四不”复刊宣言，南北又兵戎相见，烈焰四起，北伐军分 3 路逼近武汉。《大公报》并不考虑谁胜谁负，寻找稳固靠山，它只是在要闻版头条不停地做着评论和报道。
　　【访前香港《大公报》副社长李侠文：这个“不党”的解释，最早提出“四不主义”信条的时候，“不党”他说不是“不偏某一个党”。哪一个党对，我就支持你。哪一件事情哪一个党做得不对，我就批评你。但是，他不接受任何一个党的支持，为某一个党讲话，为保持中立。
　　复刊第 2 天，吴鼎昌亲自发文，反对一切战争，为《大公报》定下基调，认为南北谁胜谁败均无用处，最好是立即停火。第 3 天，张季鸾发表评论，呼吁南北“化除陈见，推诚协商”。在他看来，国民党统一中国是白日做梦，民国政府要消灭国民党，也是痴心妄想。
　　冬天，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大批投效国民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反而与日俱增。这不仅加强了国民党的力量，而且体现出国民革命的全国性，是“有道伐无道”。《大公报》反对一切战乱的态度，发生了一丝转变，开始探讨国民革命何以得以全国响应，所向披靡。胡政之评论说，“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因为“北方确有点不能兼容”。他承认，国民党有能力“统率民众支配民众”，甚至说革命军“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不过，《大公报》仍对“有道者”的具体做法进行犀利的批评，反对蒋中正继续推行孙文的三大政策。吴鼎昌批评国民党赤化，引来了外国干涉。张季鸾写社论，指控赤化了的国民党，学来“一党专制”。深冬季节，《大公报》社论再次指责北伐军赤化，煽动武汉工潮，破坏生产，而且蛮不讲理。
　　【主持人陈晓楠：但总之，《大公报》还是对南北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留有期待。 12 月 7 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大公报》曾发表他的宣言。张作霖宣布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这与蒋中正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的宣言如出一辙。蒋中正也曾特意告诉北洋旧军人，只要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即引以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就在这种风云际会、五味杂陈的烟云中，《大公报》人亦步亦趋地履行着誓言。
　　胡政之每天清晨赶到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势头，尔后上 2 楼看报。胡政之大量翻阅各种报刊，一是比较这些报刊的优劣，二是找出《大公报》与优秀报刊的差距，同时还要找到采访线索，及时指令驻外记者。
　　【访胡政之之子胡济生：……人们难得看到胡政之的笑容，编辑部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果说《大公报》员工对胡政之是敬重中带有畏惧，那对张季鸾便是敬畏中带有几份亲热。张季鸾一到报社，立即带来轻松欢快的气氛。他有很高的交际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访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张季鸾通常是下午两点多就到报社，然后是先看全国各地的报纸，看通讯社的稿子，会见来来往往的客人。他很好客，通过会客，他获得很多信息。晚饭后，通常是八九点钟到报社来，发一批稿子，处理一批稿子。到 11 点时，开始考虑当天的社论。社论基本是当天写，第 2 天就发，第天见报。
　　吴鼎昌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夜里才能赶来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论。因此，每当繁星四起，《大公报》社才进入最繁忙的时刻。就这样昼夜努力着，《大公报》得以重新振奋。续刊之初，其日销量不足 2000 份，但 8 个月之后，猛增 3 倍，随后超过万份。换句说，复刊后的《大公报》仅用两年时间，便再度崛起，从天津走向华北，成为北方第一大舆论重镇。
　　 1927 年初，胡政之南游武汉和上海，对南方革命发生观点变化，转而称誉蒋中正，痛斥北方军阀。孙文逝世两周年，胡政之发表社论，赞誉孙文。此时的天津，仍为杀人如麻的张宗昌控制，胡政之此举，同被视为《大公报》“敢言”。随后，蒋中正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大公报》赞同清除共产党，但却坚决反对滥杀共产党人和造反工农。冬天，蒋中正宣布与毛氏夫人离婚，与姚陈两位情人分手，而与宋美龄结为夫妻。张季鸾听了，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把蒋中正骂得体无完肤。
　　【主持人陈晓楠： 1928 年元旦，《大公报》第一次明确表达政治理想，认为悲观没有道理，复古没有出路，学习苏联只会败坏国家，正确的路应该是效仿欧美宪政，建立自由资本主义。这为《大公报》日后的言论立下了一个标准，凡符合自由资本主义就赞同，凡违背就反对。对国民政府，它一边拥护一边猛烈抨击它一党专权。在国共斗争中，它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而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它又表现出高昂而坚定的抗日立场。
　　 1928 年夏天，革命军逼进京津，张作霖率东北军北撤，途中被日军暗杀，北伐遂告成功。 1 星期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蒋中正为掌国家政权而辞军委主席兼革命军总司令等等军职。第 2 天，革命军进驻天津，《大公报》再发社论，不同程度地称赞蒋中正、阎锡山、白崇禧、傅作义。此时，传来蒋中正即将北上的消息。为采访这一重大事件，张季鸾亲自去北京，请求冯玉祥将军帮忙。 7 月 1 号凌晨，冯玉祥南下郑州，迎接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北上专列。张季鸾同行，乘专列一同进京。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和秘书陈布雷，都是张季鸾的老朋友，因此北上列车一路交谈甚欢。让张季鸾大为惊讶的是， 7 个月前曾被自己痛骂过的蒋中正根本不记前嫌，反而视自己为国士诤友。张季鸾感叹之余， 3 天后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在他笔下，蒋中正已从“不学无术”之徒变成“革命英雄”。
　
四、明耻教战
　
　　 1926 年《大公报》复刊之初，每月要亏损 4000 元，但从 1928 年元旦起，《大公报》日销量超过 1 万 3 千份，从此月有盈余，于是胡政之经理一方面实现了年终送股的约定，一方面开始添置新设备。 1931 年，《大公报》日销量已高达 5 万份，每月广告收入颇丰，胡政之买进德国高速轮转印刷机，使报社更为兴旺。
　　【主持人陈晓楠： 1931 年 5 月 22 号，是《大公报》社长吴鼎昌 48 岁生日，这一天也正好是《大公报》发行第 1 万期。为了庆祝这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监察院长于右任，还有梅兰芳和程艳秋一大批名流发来文章，恭贺盛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 3 个月之后，《大公报》竟甘尽苦来，第一次感到真切的家恨国仇，
　　 5 月 22 号，发行量骤然猛增数倍，印刷机从子夜时分一直转到第 2 天正午，叫了整整一个昼夜。人们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发表《收获与耕耘》，称赞《大公报》改组以来，声光蔚起，不到 5 年，一跃成为一流报纸。还看到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发表《后生可畏》，称誉《大公报》已超越上海《申报》，从天津报纸发展成全国舆论机关。胡博士勉励说，应该诚恳祝贺《大公报》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报纸的记录，在世界最好的报纸中占据荣誉地位。
　　就在这种喜悦之中，《大公报》从北方飘来的风中，嗅出了硝烟的味道。
　　 9 月 10 号，《大公报》批评日本内阁，说“中村事件”尚未查明，日本竟不等中国调查结论，盛传用兵。 18 号下午，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悉：“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汪松年没回旅馆，而是守候在路局。 19 号凌晨 1 点，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真的开火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汪松年立即打电话给张季鸾总编，张季鸾临时在要闻版补进这条震惊中外的最新消息。日军进攻沈阳后，立即切断一切联络，使国内其他报纸均未获悉，汪松年的口述新闻也就成了九一八的最早报道。
　　张季鸾还打电话给在北京的胡政之，要他赶往协和医院，采访在那里躲清净的张学良。张学良承认，为避免刺激日军，不给其扩大战争增加借口，竟收缴了东北军军械。胡政之因此成为事变后第一位采访张学良的记者。
　　胡政之赶回天津后，张季鸾召集全体编辑会，把“明耻教战”确定为日后的编辑方针。所谓“明耻”，是委派青年编辑王芸生，撰写 1871 年以来的中日外交史，把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整理出来，介绍给国人。所谓“教战”，是要汪松年开办《大公报·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国防知识和军事常识。
　　在英敛之时代，《大公报》曾由法租界迁出，落户日租界，但眼下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越来越感到，如果留在日租界，《大公报》早晚会出事，必须另寻新址。他们找来找去，却在法租界电灯房后面一家纺织厂，找到一间正在打扫修葺的旧厂房。 11 月 8 号夜晚，“天津事变”爆发，四面八方均被铁丝网封锁，报差进不来，报纸送不出。胡政之和张季鸾急忙跑到吴鼎昌家，通宵研究对策。 3 人一致认为，外患急迫，正是国人急需了解新闻之时，决不能停止出报。但，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大公报》不得不停版数天，全力以赴组织搬家。好在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日语说得顶刮刮，他们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请发通行证，很快获得通过。社会各界，对《大公报》奋力搬迁，给予极大协同。搬迁第 1 天，电话局接通了电话。第 2 天，供电局接通了电灯。 1931 年 11 月 16 号，《大公报》从日租界搬回法租界。 29 年过去，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又回来了原来的位置。
　　【主持人陈晓楠：王芸生接到“明耻”重任时只有 28 岁，他用了 1 星期时间，为新专栏算了一笔帐。如果每天登载一段中日关系的文字，要两年时间才能登完。为了不辱神圣使命，王芸生奔走京津，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各个图书馆之间。白天在浩如烟海的杂乱史料中搜寻，精选细择，深晚便伏案写作，经常通宵不眠。经过 3 个月紧张工作，王芸生终于初步整理出了头绪。
　　 1932 年初，《大公报》陆续推出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直连载了两年半，无 1 日中断。每篇文章之前，均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 ! ”后来，《大公报》出版部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名字仍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共 7 卷。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毛泽东，都拿它爱不释手。王芸生一举成名，成为张季鸾的传人。
　　《大公报》对外交事务特别重视，认为外交应该让人民知道。胡适说：“《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
　　胡适还建议张季鸾开《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每星期邀请名流学者写上一篇言论。胡适是可怜张季鸾，想减轻他每天必写 1 篇社论的重负，让他每星期可以至少休息 1 天。但张季鸾想的却是，借此拓宽言路，让自由知识分子加盟《大公报》，继续发扬文人议政。
　　 1935 年，华北危急，中日矛盾逾加激化，但《大公报》却言辞渐趋缓和，只是在“明耻教战”。而 3 年前，在一二八淞沪大会战中，《大公报》要闻版头条全部是抗战专电，一方面从道义精神上支持国民革命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还给第 19 军军长蔡廷楷和第 5 军军长张治中电汇巨额捐款，要他们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那时，吴鼎昌去南京采访蒋中正和汪精卫，尔后抵达上海，恰逢中日停战，签署《松沪协议》。吴鼎昌对协议极为不满，便激烈抨击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回到天津后，吴鼎昌去南开大学讲演，以废止内战领袖的公众形象频频闪现。接下来，《淞沪协议》墨迹未干，日军又南下山海关，革命军被迫发动“长城抗战”，令《大公报》欢欣鼓舞。但遗憾的是，华北数省失守，《大公报》愤怒以极，再次抨击蒋中正。 1933 年 12 月 3 号，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辞去冀察绥靖主席，《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论，提醒宋军长不要做分裂祖国的事情。
　　【访《大公报》社长王国华： 1935 年，当时日本人开展侵华战争，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所以，《大公报》就发表社论，说是误使国家分裂，这就得罪了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卫戍司令宋哲元，给《大公报》一个禁邮的处分。当时在上海呀南京呀一些报纸的支持下，禁邮实施了 8 天。这是被国民党军法禁的。蒋中正筹划第 5 次围剿红军，亲任行政院长，并要吴鼎昌担任实业部长。随后，蒋中正在庐山秘谋抗日，约王芸生为他讲解如何以西方在华利益，制约日本。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对推倒重建的国民政府寄托了很大希望，早在 1928 年 9 月 1 号，张季鸾借续刊两周年发表感想，他说今后将以人民的立场，拥护并赞助政府建设国家。而蒋中正也对报界采取宽容政策，欢迎提出“善意之批评”。但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新闻检查法令，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反对，但是有条件。意思是，检查必须依法行事，不可任凭检查官为所欲为，也不可以过于严厉。
　　 1934 年秋天，对于报纸在印刷前必须送新闻检查所审查，《大公报》的第一想法是理解，认为国难当头，为避免提前激怒日军，必须有非常政策，第二是实际作法太差，必须改进，第三是国民党应与报界互谅，共商“合理化的统制”。其间，《大公报》没有闭嘴国是，而是派范长江深入绥远前线，连续写下《塞上行》，警示日军觊觎大西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抗战爆发前，张季鸾发表长篇社论，就新闻检查体制改善，曾与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商榷。
　
五、硝烟中的芬芳
　
　　 1930 年早春开始，蒋中正连续 3 次围剿红军，而《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一系列文章。它一方面肯定围剿红军利于国家的巩固统一和安定，另一方面又呼吁研究共产主义和苏联，认为“共祸”产生的根源是国民政府腐败。 30 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后来，曹谷冰的文章辑成《苏俄视察记》，激发了中国人对建设国家的联想和热忱。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有一个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凡有党籍的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概不录用。然而， 30 年代初，天津《大公报》外勤课主任张逊之不仅是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帮会头目，还混到了开山门收徒弟的地步，因此胡政之南下创办上海《大公报》之前，果断巧妙地逼走张逊之，保持了“不党”信条。按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的话说：“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
　　 30 年代，尽管国家风雨飘摇，但《大公报》上下却和睦如初，像个温暖的大家庭。工作有成绩，会得到奖赏，业务出了差错，会受到处分，一切照章行事。不过，执行规章时，不乏灵活运用的事例。胡政之和张季鸾深知人有七情，有感而发，尤其是读书人，不能因为固执于某项规章而伤了对方的感情。一位分版总编曾回忆说，他刚从北京调到天津当编辑时，家庭一时困难，不得不把《大公报》采来的新闻密告《京报》，从中挣点外快。胡政之发现后，既不说明，又不处分，反而加了薪，这种心照不宣让这位编辑感激涕零，在后来的日子里，把心都掏给了《大公报》。
　　随着事业如日中天，《大公报》员工的来源补充有了多种途径，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从不以一己私情，向报社推荐亲友。凡是实习生、选聘员工、或从投稿者中录用者，甚至是通过其他人事关系介绍来的人，都要经过长期考验，而后决定去留。标准只有 1 个，那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
　　【访胡政之之子胡济生：……王芸生原是天津《商报》总编，学徒出身，没有文凭，更没有社会背景，只因为屡屡挑战张季鸾的社论，竟被张季鸾看中，揽入《大公报》。张季鸾大胆启用王芸生， 30 岁便让他独当一面。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继任总编，与曹谷冰一道，成为《大公报》第 4 代领路人。
　　实际上，记者是一个很容易堕落的职业，这方面，王芸生体会颇深。 1929 年夏天，上海新闻界考察团到天津访问，天津同仁在大华饭店设宴。王芸生躬逢其盛，宴会结束后，他走出饭店大门，听到门口的车夫说：“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大半不是好人。”这正是王芸生离开《商报》加盟《大公报》的当头，此话对他刺激极大，成了日后鞭策他的巨大动力。此外，《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的理念，为王芸生深深佩服。为了实现新闻理想，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谢绝一切政治，专心从事报业。 1936 年，王芸生听说一批记者要在日本人资助下赴日考察，特地写下《招魂》，说自己挨骂后，从此立志把新闻作成好人事业。他叮咛说，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被人诱惑，因此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否则，不配做无冕之王，只会是无魂之鬼。   这位是徐铸成， 1929 年加盟《大公报》，立即被作为特派记者派到山西五台县河边村，去采访被阎锡山软禁在那里的冯玉祥。徐铸成写道，见面时，冯玉祥正准备吃晚饭，于是请我们一起用餐，菜是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我问他：“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来没有？”他笑着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玉祥用筷子一指火锅，以讥笑的口吻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失利了。我屡试不爽。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说罢，放声大笑。徐铸成笔下，冯玉祥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主持人陈晓楠：实际上《大公报》后来许多领导人都是 30 年代的著名记者，费彝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费彝民是 1930 年进入的天津《大公报》，九一八事变后派驻沈阳。 1948 年费彝民随胡政之参与香港《大公报》复刊，并被任命为社长，而后在香港干了一辈子。由于历经各种政治沧桑，香港《大公报》成为《大公报》的唯一，于是费彝民也就是成为王芸生之后的第 5 代掌门人。
　　 1935 年秋天，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而《大公报》上陕北红军的消息，均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所写。范长江毕业后，要回四川探亲，忽然想到沿红军走过的路进行采访，得到胡政之赞赏，胡政之寄去稿费，供沿途所用，并委以“特约记者”名义。范长江由此成了第一位连续报道红军状况的记者，先后写出《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其西北行系列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道，震撼了世界。
　　在毛泽东与范长江的书信往来中，彼此称兄道弟。毛泽东还发电报说，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长江！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举行欢宴，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萧乾平生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沈从文和杨振生主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那时，萧乾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1935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振生安排萧乾去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与胡政之谋面。胡政之没说几句话，便同意萧乾加盟，任务是接管渐渐失去活力的《小公园》副刊。萧乾对《小公园》施加了大手术，只保留《剧坛》栏目，其它一律以文学作品为主。萧乾特辟一个专栏，叫《读者与编者》，他要和读者谈心，把《小公园》变成发表自己见解的阵地。不过，萧乾的最大愿望不是做编辑，而是要做前线记者，周游世界。第 2 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萧乾如愿以偿，被派到欧洲做随军记者，成为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
　　【主持人陈晓楠： 1936 年深冬，蒋介石调集 30 万陆军空军，部署围攻陕甘宁红区。张季鸾亲自去华清池行辕采访，问对西安四处都在谈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怎么看，蒋中正回答说，我来西安，就是要平息东北军和第 17 路军这些论调。听到这些谈话，张季鸾并没有像红军被围剿时那样，攻击蒋中正固执己见，相反只是客观刊发谈话内容，并对抗战前必须首先剿灭红区表示理解。
　　蒋中正召见师以上高级将领，有将领质问说，什么时候抗日，什么时候收复东北，蒋中正回答：“有我蒋某人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然而，张学良还是发动了兵谏，使秘密筹划中的抗战时间表戏剧性地仓促提前。事变后第 6 天，张季鸾呼吁国难当头，应当爱护领袖，力劝张学良恢复蒋中正自由。王芸生拍电报给胡适，邀他谈谈看法。胡适从病榻上挣扎起来，愤怒地写下《张学良的叛国》，使张学良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 1937 年初，张季鸾从上海归来，胡适邀请他，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到他家来做客。读书人忧国忧民，从 8 点谈到 12 点。张季鸾告诉大家，蒋介石马上要请学者去南京商谈 1937 年的 3 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红区如何处理，二是政权改造，三是打日本。看来，无论是否准备好，抗战都已迫在眉睫。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
　
六、一报六社
　
　　 1936 年春天，张季鸾创办上海《大公报》，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张季鸾发表社论说，《大公报》天津和上海两地发行，不是扩张事业，而是形势所迫。早在 1 年前，张季鸾提议创立上海《大公报》，说东 4 省瞬间沦陷，平津不保是迟早的事，必须未雨绸缪。但胡政之认为，北方报纸挤进上海，实在困难，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这是张季鸾一生中与胡政之的唯一一次激烈冲突，张季鸾竟想到离开《大公报》，另立门户。但他去贵阳拜谒蒋中正，蒋中正却说，《大公报》有影响有权威，在中国并不多见，抗战需要它。《大公报》 3 位领袖终于统一了以上海接应天津危难的意见，其时，华北已名存实亡，在天津租界苟安，基本已是奢望。然而，北方报纸涉足上海，谈何容易。上海《大公报》头 3 天发行，报摊全部无货，原来是地头蛇把报纸全部收去，你印多少，我就买多少，就是不让老百姓看。胡政之没办法，只好请杜月笙出山，宴请上海报业老板，这才摆平了大上海。
　　【主持人陈晓楠：挤进上海的时候，正是《大公报》 100 年中最鼎盛的时期。那时，《大公报》的总资本从复刊之初的 5 万元，翻了 10 倍，在短短 10 年中达到了 50 万元。而上海《大公报》也倍受江浙读者的欢迎， 1936 年底，日发行量一举超过了 5 万份。如果问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答案还是一个，那就是，即使是在商业社会里，也要坚持文人论政。遗憾的是，胡政之和张季鸾来上海没多久，天津《大公报》面临着关闭，上海《大公报》面临着再度转移。   天津危在旦夕，上海必将是工作重心，因此为胡政之和张季鸾所看重。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张琴南，勤勉努力，很有进取心，但因加盟《大公报》时间不长，在标题和版面安排上有些花梢，与《大公报》的严肃风格不符，胡政之和张季鸾便决定，调天津《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来上海，张琴南对调到天津。
　　 1937 年 7 月 28 号，日军进攻北京南苑，第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和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中将阵亡。由于交通断绝，天津《大公报》发行范围缩小到市内。上海《大公报》随即发表声明，假如天津政府被日军或汉奸机关取代，天津《大公报》将自动停刊，等待国家恢复合法统治。天津《大公报》苦撑了 4 天之后，天津落入敌手。胡政之和张季鸾悲愤交加，相继坐镇上海，继续声援抗战。
　　但 8 月 9 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爆发，江南硝烟弥漫。这一次，是胡政之和张季鸾一同感到，上海也非久守之地，上海《大公报》将像天津《大公报》一样，为抗战而牺牲。他们决定沿长江西去，创办武汉《大公报》。张季鸾甚至忘掉“四不”宣言，值国破家亡之际，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上海抗战爆发第 2 天，胡政之同时电令南京办事处曹谷冰和天津《大公报》员工，分头火速赶往湖北，筹备武汉《大公报》。
　　张季鸾要亲自去一趟武汉，胡政之回忆说，张季鸾临行时，咳咳呛呛，正在患病，但力疾而行，绝不躲闪。我送他出门，曾伤感地和他说，《大公报》已与国家溶为一片，抗战免不了毁灭一些东西，但毁灭之后，一定是复兴，《大公报》也是如此。
　　 9 月 18 号，国耻 6 周年纪念日，武汉《大公报》创刊发行，由张季鸾亲自挂帅。实际上，武汉《大公报》从创刊到停刊仅 1 年零 1 个月，但这段时间却是张季鸾一生中最紧张最辛苦的日子。白天，他要外出应酬，了解时事，晚上回报社，撰文编报，还要兼顾经理部。张季鸾写了 11 年社论，实在是太累了，他需要一个好帮手，便把王芸生调到武汉，稍稍缓解了他的疲劳。
　　【主持人陈晓楠： 1937 年 12 月 12 号，日军猛烈攻打首都南京，宪兵副司令肖山令中将、第 156 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还有第 160 师参谋长司徒非少将，相继阵亡，南京在第 2 天陷入屠城之灾。而南京沦陷当天，日寇沿长江西进，直逼武汉。这个时候，上海成了孤岛，武汉也面临着危机。于是胡政之想到香港，为《大公报》建起第 4 家报社。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此前，租界曾警告中文报纸必须立论慎重，不要刺激日军，但各报我行我素，照常发表激烈言论。上海《大公报》更是精心发表抗战文章，连续刊登范长江率战地记者冒死采来的通讯。但此刻，日军态度强硬，租界唯日军是从。当晚，胡政之把王芸生、张琴南、李子宽召到办公室，大家一致赞同，宁可停刊，也决不接受日本人的检查！胡政之果断下令，次日发表王芸生的两篇社论，而后自行停刊，向武汉转移。王芸生写道：“有一个坚固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在另一篇文章中，王芸生催人泪下，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停刊后，胡政之陷入沉思。日军直逼武汉，武汉《大公报》面临再度转移，必须第 4 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上海《大公报》是张季鸾远见卓识的产物，自己曾是反对者，武汉《大公报》是张季鸾抱病所建，再次应了上海《大公报》停刊之急，在转移的具体战术上，胡政之指挥若定，令人折服，但战略决策上，张季鸾棋高一筹。这一次，胡政之要亲去香港，亲手打造出香港《大公报》。
　　 1938 年 8 月 13 号，在胡政之亲自主持下，香港《大公报》在皇后大道问世。胡政之发表社论说，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多少事业，《大公报》只是民族事业渺小的一份子，然所幸者，心不死，人亦未死，虽备历艰辛，一枝秃笔，始终在手不放。不过，香港《大公报》始终不兴旺，社论根本没有市场。由于始终亏损，胡政之变得深居简出。
　　【访前香港《大公报》副社长李侠文：当时有一个《新生晚报》，楼上是他们《新生晚报》，楼下是个机器房，印刷馆，我们就借它那个地方。他们是晚报，他一出完报，我们用它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一张办公桌子，两个人轮流来坐。就是这个印象。它是一个房子，好像是现在两个单位的，一边是校对，这边是编辑部，经理的人也在一起办公。像我们的有些宿舍，就外边那个小的骑楼，就是摆花的地方，坐在木头上面写字。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样。胡政之功不可没，百年后，《大公报》留下的唯一一条余脉，即是香港《大公报》。
　　【主持人陈晓楠：平津和沪宁沦陷后，武汉成了抗战中心和宣传中心。但武汉地处平原，无险可守。 1938 年中秋，蒋中正发动武汉大会战，命令武汉报刊立即撤离。武汉《大公报》对撤离早有准备。 1938 年除夕，曹谷冰奉命到重庆筹备渝馆，经过 3 个月紧张工作，建馆事宜就绪。原打算武汉撤守前，武汉重庆同时出版，但当时香港《大公报》正在筹建，人力财力均不允许，因此只好在重庆新丰街 19 号只设办事处。一旦武汉有事，《大公报》可以立即西迁。
　　新丰街是闹市区，这便注定了日后的一场劫难。 1938 年冬天，张季鸾在此创建重庆《大公报》，数月后，日军以国民党军委为目标，大规模轰炸重庆闹市，《大公报》工厂被毁，不得不借用兄弟报刊的编辑部办公，委托他人代为印刷。敌机第 2 次来袭，储奇门码头 2000 百姓陈尸江边，重庆报业十分之九严重受损，重庆《大公报》自不例外。而此时，张季鸾已经病情恶化，走向生命的终点，笔政转交给王芸生。胡政之不得不从香港飞来山城，分担张季鸾的行政压力。胡政之争分夺秒，在近郊李子坝选定新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重新营建重庆《大公报》社。
　　李子坝一面是高山，上接浮图关，一面是陡坡，下面是嘉陵江。胡政之让人在离报社不远的山下凿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供员工防空。空袭中，只要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大公报》即可保证绝无间断。 1940 年，为摧毁蒋中正的抗战意志，日军倾其航空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进行连续半年的狂轰滥炸，李子坝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 2 车间被破坏，但在半山腰防空洞里的印刷机却始终没有停转，重庆《大公报》也没有一天间断。
　　日军疯狂推行“南进”计划后，胡政之断定香港不保，于是在桂林星子岩租下 37 亩荒地，决计创办第 6 家报馆。 1941 年早春，桂林《大公报》问世，仅数月后，发行量竟跃居两广、湖南、贵州之首。与此同时，日军攻占九龙，香港《大公报》发表最后的社论，铭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昭汗青”，随即关闭报社。不幸的是，胡政之却困在了香港。由于担心被日军发现，胡政之在棉袍里藏有 3 颗圆形铜扣，一旦被发现，他便会当即吞服自杀，绝不受辱。幸运的是，胡政之后来乘舢板渡海，虽历尽千辛万苦，终归逃回了桂林，继续在桂林《大公报》上宣传抗战。
　　这一年的夏天，重庆《大公报》再次遭到轰炸，经理部大楼中弹，编辑部大楼经猛烈震动，屋顶裂开，员工们在暴雨中露宿两夜，改在防空洞里继续出报。环境如此恶劣，重庆《大公报》的销量仍稳步上升，是重庆所有报纸的总和。 1944 年，日军攻陷桂林，桂林《大公报》工作到最后一刻，才与难民一道，或爬上罐头车，或乘船，或徒步跋涉，最终撤入重庆。
　　在整个抗战中，《大公报》六迁其社，绝不在日寇铁蹄下出版 1 天。然而，在残酷的战争中，也只有重庆《大公报》 1 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七、何去何从
　
　　【主持人陈晓楠：旧中国报业，每报必重金聘有主笔，专门负责写社论。《大公报》每天一篇社论，都是当夜赶写。曾有一种说法，大公报的业绩多一半归功于张季鸾写社论的一枝笔。但无论多好的主笔，总是走火儿的时候。张季鸾这次走火儿，是在他生命的尽头，但却为《大公报》未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1941 年，华北日军在山西南部集结优势兵力，分 9 路，从东西北 3 面猛攻中条山，决心消灭黄河以北最后一部分革命军。革命军弹尽粮绝，杀战马充饥，各级军官不得不身先士卒，在一线战壕血战，其中 5 位将军壮烈阵亡。
　　 5 月 21 号，张季鸾抱病指点王芸生，呼吁第 18 集团军积极配合中条山作战，不要坐山观虎斗，使卫立煌孤立无援。 4 天后，周恩来发表措辞激烈的《致大公报书》，指责《大公报》是国民党的应声虫。不久，中条山大战以革命军全线溃败告终。此时的张季鸾，已是高烧不退，病入膏肓，不得不住进中央医院。蒋中正坐他的床前，握住他的手，双眼湿润。 1941 年 9 月 6 号，一代报业巨子张季鸾，嗑然长逝，蒋中正特意赶到西安，参加盛况空前的公祭，与这位挑了国民党一辈子毛病而又惹恼了共产党的著名报人，做最后诀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后，中条山社论的直接肇事者王芸生再发社论，透过河南“水、旱、黄、汤”之灾，严厉抨击国民政府，其中“汤”，即是指河南省主席兼驻军司令汤恩伯。由此，《大公报》被罚停 3 天，同样被吴稚晖大骂为共产党人的应声虫。
　　 1945 年，苏联对日宣战。 7 天后，日本无条件终战，王芸生立即在《大公报》第 2 版头条位置，刊出特大标题《日本投降矣！》。结尾处，王芸生披露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是。”但世事难料，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据此指控《大公报》，说这份反动报纸的真实目的是，阴谋杀害红太阳，因为建议蒋中正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正是总统府秘书长，昔日《大公报》社社长吴鼎昌。
　　蒋中正再三邀请，并派张治中将军护送毛泽东飞抵重庆，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三大政治原则举行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在重庆机场，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讲，宣布来重庆的目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为做全程记录，《大公报》特派著名女记者彭子冈一路追踪报道，王芸生亲配社论。彭子冈记述说，“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在女记者笔下，不为外界了解的毛泽东栩栩如生，憨态可掬。但 1957 年反右时，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那个时候，王芸生真是喜出望外，认为两党领袖“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谈判间余，毛泽东多次会见《大公报》人，曾请王芸生长谈吃饭，王芸生也回请毛泽东做客《大公报》，推心置腹。
　　【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我父亲跟毛泽东谈，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然后，毛泽东回答了一句：“不是我们共产党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其实当时的情况，在这个宴会当中，是很和谐的。
　　 50 年代，这次对话也成了王芸生的一大罪状，毛泽东幽默的调侃被绘声绘色地描绘成“怒斥”。实际上，毛泽东心情不错，宴会结束后，还特地为《大公报》写下 5 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但岁月流逝，光阴荏苒，已没人知道这随处可见的著名的 5 个字，究竟是写给谁的。
　　 9 月 2 号上午，美军密苏里号军舰停泊在东京湾，前日本外相重光葵，一瘸一拐地登上甲板，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受降书上签字。《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亲临现场，写下中国新闻史上经典之作《落日》，但他尚不知道，眼前的落日，竟具有双重含义。
　　【主持人陈晓楠：两个月后，上海《大公报》复刊。此后两个星期，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 1 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说前次与你会晤，忘记了一件事情，即毛泽东刚刚发表的《雪》，现在抄给你，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又过了 1 个星期，天津《大公报》复刊，在这连连的喜事中，王芸生仍然不知危险，居然旁敲侧击，继续对《沁园春·雪》借题发挥，指桑骂槐。
　　 12 月 26 号，毛泽东 52 岁生日这天，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同时连发王芸生旧作，继续影射“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的比量，遭郭沫若猛烈抨击。此时的王芸生，仍不知道何去何从，依然以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抨击所有应该抨击的东西。他曾抗议苏联红军杀害国人，委婉批评斯大林对华霸权，被《新华日报》指控为法西斯的帮凶。内战爆发后，王芸生依然凭着书生之见，对国共两党进行中立报道，评头论足。遇到反对意见，王芸生便生气地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的确，张季鸾病逝后，《大公报》社论成了王芸生的个人观点，无论多么尖锐的政治问题，都是王芸生一人执笔，不与任何人商量。他的文章江河直泻，引人入胜。他的短处是，独断独行，不愿受任何人指挥。他一生只崇敬两个人，一个是张季鸾，一个是陈布雷。他并不通达国民党上层的情况，与做了高官的《大公报》前辈吴鼎昌毫不往来，偶尔仅向陈布雷求教。论与共产党的交情，王芸生只是重庆谈判时与毛泽东礼尚往来，远不比两次给蒋中正上历史课来得亲密，这使国共两党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王芸生骄傲自大，也曾与《大公报》同仁有过磨擦，突出一例便是武汉《大公报》时期与范长江长期不合。
　　【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范长江一直是跑外的记者，两万五千里啊，到台儿庄采访啊，到延安采访啊。他是一个旅行记者，他在这方面很行的。但是，他到了汉口，也没有采访任务，干什么呢，那就当编辑吧。那当编辑就得值夜班，所以他在夜班里苦了两天，后来就心里很不高兴，发起牢骚来了，干这个这不是“出卖健康”吗！这下，张季鸾听了，那是很火，他说“我们干了 20 多年了，难道我们没有天天出卖健康！那他不愿意，就他就走！”  
　　范长江采访延安时，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他要求留在延安，毛泽东却要他回上海，利用《大公报》，反对一党专政，这与张季鸾和王芸生主张抗战时期“救国的前途，主要系于国民党领导”的观点相碰撞。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范长江已是新华社副社长。有一天，毛泽东登上小山岗，迎面看见昔日的《大公报》记者骑在马上，便用手里的柳条棍一指，说：“你这长江也流到西北高原上来了？范长江呀，你该叫‘翻山岗’！”面对这种蓬勃朝气，范长江恐怕一点也不会怀恋《大公报》。   【主持人陈晓楠： 1948 年春天，香港《大公报》宣布复刊，而所有《大公报》总资本已超过了 6 亿。但王芸生刚刚经历国民政府的“三查王芸生”行动，同时又看到了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的一幅漫画。漫画的名字是《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呢，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此时，上海《大公报》也推出了一位漫画大师，他就是张乐平，其作品是《三毛流浪记》，塑造了一个苦苦挣扎的著名的流浪儿。 1948 年，《三毛流浪记》连载超过 1 年，王芸生特地为它作序，由《大公报》结集出版。《三毛流浪记》揭示的是人民的苦难，张乐平因此被称誉为“人民画家”，但王芸生的命运会是如何，连他自己都无法知道。
　
八、最后的余辉
　
　　 1949 年初，解放军攻占天津，毛泽东指示中共天津市委，《大公报》对蒋介石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得继续出版。按照这个意思，周恩来指派《大公报》地下党记者杨刚和孟秋江，要她们随军进驻天津《大公报》，将其改组为《进步日报》。
　　在《进步日报》创刊号上，杨刚赫然写道：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依附军阀官僚买办，蒋介石代替北洋军阀，它又很快投到蒋介石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是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
　　这无疑是宣判了《大公报》的死刑。
　　【主持人陈晓楠： 2 月 27 号，王芸生和柳亚子、叶圣陶、马寅初、曹禺登上华中轮，从香港启程，北上进京，参加新政协。临行前，王芸生得知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懊丧至极，打算力争上海《大公报》能像毛泽东许诺的那样保留原名。当他从周恩来那里听到不必改名时，曾精神抖擞，对动员自己留在内地的共产党记者李纯青说：周公告诉我，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作干预。   杨刚带着王芸生，随军南下上海，并写好一篇清算《大公报》办报历史的社论，要王芸生发表。社论说，《大公报》过去与蒋政权发生过血肉因缘，今后却属于人民，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这便是著名的《大公报新生宣言》。  
　　此时的重庆，人们正争先恐后地订购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党报，对民间报纸，兴趣全无，重庆《大公报》的发行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降，员工们离心似箭，认为只有党报才有前途。有人向重庆《大公报》经理王文彬提议，不如把《大公报》献给中共重庆市委。曹谷冰、李纯青、王文彬都认为这是上策。于是，重庆《大公报》先是与重庆市委联营，最后改组为《重庆日报》。武汉《大公报》如法炮制，改组为中共武汉市委的机关报《新武汉报》，直接由市委宣传部长兼任社长。
　　【主持人陈晓楠： 1951 年冬天，毛泽东政协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和重要条件之一。”不久，一直在被监督教育的大学者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检讨，说 1949 年“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著名编辑，他的抑郁的生活，正是其他《大公报》人的缩影。
　　不足 50 岁的王芸生， 20 年代曾同时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但第 2 年便退出共产党。 30 年代，他曾登庐山，为蒋中正讲授中日外交史。 40 年代，他因中条山大战触犯周恩来。尽管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但这些胆战心惊的经历，却让这位刚愎自用的人恍然变成另外一幅样子，始终夸张地否定着自己。
　　【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他这个人，现在很多老《大公报》的人，甚至于新闻界的一些人，对他也不能原谅，就是他在 60 年代写的一篇文章《 1926-1949 的大公报》。那真的是，我现在看了都很痛心，把人家运动来了后上纲的帽子全部加在《大公报》头上和他自己头上。一篇很长的文章，以致某些人，就逮住他这个，一提到《大公报》就把他这个东西拿出来，你看，你们总编辑都那么说！
　　 1952 年，上海《大公报》发行量骤降，广告收入匮乏，因而面临倒闭。王芸生写长信向毛泽东求援，毛泽东把王芸生召进中南海，宣布上海《大公报》北迁，天津《进步日报》并回其中，专门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
　　过去，《大公报》取胜的关键是文人议政，现在只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像沈从文一样，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总觉得自己是错的。 1953 年元旦，上海《大公报》又成了天津《大公报》，而抗战时期的一报六社，现在只剩下天津和香港两社，兄弟之间也没了来往。但无论如何，天津新《大公报》有了财政资源。
　　两星期后，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各级党委督促运用《大公报》，使之成为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相关部局必须指定专人，与《大公报》经常联络，指导其采访、编辑、评论。 1954 年，中宣部通知《大公报》迁入北京宣武区，由政府出钱，兴建社址。 1956 年，天津《大公报》成了北京《大公报》，通过行政命令，其发行量猛增 5 倍，终于结束了亏损局面。
　　【主持人陈晓楠：有一次毛泽东会见外宾，结束之后与王芸生闲聊。王芸生向毛泽东请示报道内容专业化和读者兴趣如何结合，毛泽东说：“专业是一面，群众除了业务工作还有文化生活的一面……报上不能天天尽是打气。”王芸生听了，立即叫副刊部扩大版面，让读者有的看，喜欢看，通过副刊去教育和联系知识分子。   《大公报》同仁还是觉得不过瘾，一心想突破单调乏味的行业化限制，却被王芸生一一挡回。即便如此，《人民日报》仍然说，在反右斗争中，《大公报》对中央方针不满。幸亏毛泽东网开一面，说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是“右派”，那就把王芸生放了吧。
　　【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他们划成“右派”，但是还有人说，王芸生不能够划成“右派”，就是要他写《大公报》史，你要划了“右派”，就不好写，他还有自己的身份，各个方面的考虑。但《大公报》史我父亲不愿意写，他知道除了给《大公报》和自己扣帽子之外，没什么别的写。所以他不愿意写。这一次，“企图复辟反动旧大公报”的袁毓明总编、赵恩源副总编、在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写《落日》的朱启平，还有李纯青、萧乾、甚至早已调离《大公报》的徐盈和彭子冈均被打成“右派”，杨刚自杀身亡。
　　文革爆发后，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三人工作小组，把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打入冷宫。《大公报》承受不住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向中央紧急求救：广大读者和报社革命职工纷纷来信或贴大字报，要求把《大公报》改为《东风日报》或《前进日报》。然而，中央没有回音。 1966 年 9 月 14 号，北京《大公报》被永远关闭，再也没有恢复。于是，香港《大公报》孤独一枝，成为这张百年老报硕果仅存的余脉。
　
九、劫后余生
　
　　早在抗战胜利时，政治形势风起云涌，但胡政之认为，共产党虽在抗战中壮大了力量，但根本不是国民党的对手，因此国共矛盾不会短期内解决，一切不会有大的变故。于是他在上海南京东路组建了“《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上海、天津、重庆报业，并着手创办广州《大公报》，企图使《大公报》成为全中国的报业盟主。
　　【主持人陈晓楠： 1947 年，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夺取政权已是指日可待。胡政之很快发觉他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大公报》发展的规划是错误的，于是迅速采取紧缩方针。他首先打消了创办广州《大公报》的计划，维持津沪渝 3 家《大公报》。由于国共双方都不允许他走“第三条路”，胡政之只得把视野再次投向香港，企图经由香港扩展到新加坡，再发展到美国，全盘更改了他的进取路线。
　　胡政之带着费彝民和李侠文来到香港，以一掷千金的气魄和决心，筹备恢复日据时期被战争毁掉的香港《大公报》。为解燃眉之急，取得足够外汇，胡政之已不顾一切。他甚至接受王宽诚拿两万美金入股，全然不在意任何后果。
　　胡政之租用利源东街一家小印刷所的二楼，经理部和编辑部在一起办公，场地罕见的狭小。摆不下更多的办公桌，大家就数人共用一张，相互轮流使用。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胡政之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作，据李侠文回忆说，胡政之“住在宿舍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起居饮食都没有人特别照顾，往来报馆与宿舍之间都是坐巴士。一次在巴士上遇见，人多找不到空位，他站在车上，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在车行中摇晃，悠然自得”。有一次，胡政之在编辑会上说：“我已经是 60 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
　　这句话，表达了胡政之对时局的悲观，但没想到却应验在自己身上。
　　为了尽快复刊，胡政之全力以赴，已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1948 年 3 月 15 号，香港《大公报》经过 5 次试版，终于宣布复刊发行。胡政之兴奋得一夜未眠，等到拂晓开机，取出第一张报纸在手上，如同怀抱着新生婴儿。然而，香港《大公报》收入不多，却开支浩繁，一时陷入财政困难。胡政之申请公价外汇，从美国购回两部卷筒机，向银行作贷款抵押，艰难维持着报纸的运作。其后，卷筒机运到广州，变卖用作还款。 1 个月后，胡政之深夜伏案工作，突感膀胱膨胀，小便闭塞，被确诊为肝硬化。 1949 年 4 月 14 号，胡政之在上海寂然病逝，享年 60 岁。而奋力复刊的香港《大公报》，真的成为一生中最后一座丰碑。
　　【主持人陈晓楠：胡政之离港前，任命费彝民为香港《大公报》经理。不久，《正报》要发行毛泽东的小册子，被港英官员抄走样书，扣押了工作人员。香港政府还时常以“诽谤名誉”为由，控告《华商报》，每隔 1 个月，就要勒令其到指定地点接受盘问，接受罚款．随着这些中共在港报刊越来越受到约束，《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显得相对很大，费彝民便开始连篇累牍，刊登憧憬新中国的文章，转而充当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
　　 1949 年元旦，香港《大公报》发表元旦社论，欢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即将诞生。数天后，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 13 万天津守敌发起总攻，活捉陈长捷，使驻扎北京的 20 万革命军徒然陷入绝境，傅作义不得不宣布倒戈，为解放军打开北京城门，三大战役宣告结束。针对英国人对香港命运的疑虑，香港《大公报》再发社论，透露中共声音，言明香港并无危险，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情绪。  
　　 10 月 1 号新中国成立，香港《大公报》的舆论风向公开发生质变。一时间，各界各执一词。有一天，《大公报》的共产党记者李纯青，约李侠文总编到山顶散步，担心内地老同事反对香港《大公报》改变立场，甚至会跑到香港，按胡政之的老路办报，造成不利影响，为此中央想把少数同仁调回内地，关闭香港《大公报》，其余人员就地遣散。如果不是朝鲜战争意外爆发，转移了内地视线，纵使香港同仁做再大努力，香港《大公报》也逃脱不了被永久性关闭的厄运。
　　香港《大公报》幸运躲过一劫，从利源东街迁入干诺道，规模稍稍扩大。 40 年代末，内地形势剧烈动荡，大批读书人迁港避乱，把内地先进的经验带进当年相对落后的香港，推动了香港繁荣，当然也充实了香港《大公报》的实力。在这一大批文化精英中，有一位大师汇入香港《大公报》，这就是国人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金庸原是《东南日报》记者，但却希望跳槽去上海《大公报》，在应聘考试中，成绩相当不俗。
　　【访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金庸：在 1947 年，它招考翻译电讯的人员，然后报名去考试。考的人很多，有 3000 多人，录取了 3 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1948 年，胡政之复刊香港《大公报》，金庸受命来港。满怀创业欣喜，金庸飞往香港，途中才想起身上没带钱，急出一身冷汗。香港《国民日报》社长坐在临座，见金庸坐立不安，问出端详，借给他 10 块港币。金庸便是揣着这借来的 10 块港币，去《大公报》社报到的。初到香港，金庸一句广东话也听不懂，但港人重信用，坦诚直爽，很快吸引了他。金庸没有想到，他竟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一住半个世纪，在这里失恋、结婚、生儿育女。
　　【访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金庸： 1948 年年初我们到香港《大公报》来。在这段时候，国内正在内战，很激烈。《大公报》那时有 4 个地方，在重庆有一版，上海有一版，香港有，天津有，结果呢，中国很多人才在《大公报》，当时周总理久仰说，《大公报》是供给人才的兵工厂。
　　在《大公报》供职期间，金庸突发奇想，创作出一系列撼动国人的新武侠小说。而就在金庸打造武侠小说新模式的同时，香港《大公报》另一位小说家梁羽生汇入其中，这种汇合势不可当，终于把武侠小说送进千家万户。 1959 年，金庸离开栖身 12 年的《大公报》，独立创办远近遐迩的《明报》，成为香港报业富豪。
　　 1951 年隆冬，香港九龙城东头村发生重大火灾，导致 14000 人流离失所。广东各界决定组织慰问代表团，前往香港赈灾。香港政府担心其中有诈，封锁了罗湖至尖沙咀一线。 1952 年早春，粤穗慰问团筹备委员会 200 多位代表乘火车前往罗湖，遭香港警察拦阻。
　　【访万明光： 3 月 1 号这天有很多群众，听说有 20 万。当时火车站在尖沙嘴，我记得， 20 万群众都到尖沙嘴去欢迎慰问团。因为当时我没有手提电话，什么都没有，人家在这里欢迎，那边团体在坐火车，要到深圳去迎接，可是到粉岭，香港政府已经把它拦住，不许去，说慰问团不能来了。不能来，接慰问团的人就回到香港来。警察对群众说：“慰问团不来了，你们回家去。”开始时，大家还是比较冷静的，在街上散去，有的在唱歌。后来有一架警车，冲到群众里面，有一个女孩子撞伤了，群众就火了。火了就开始发生事情，发生事情后英国警察就开枪，有一个姓“陈”的工人中枪，中了 6 枪，送到医院里面几天以后就死了。
　　针对“三一事件”，《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第 2 天，香港《大公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短评，并刊登粤穗慰问团的一篇声明，被香港警察认定为“刊载煽动性文字”。他们逮捕了费彝民，酿成“《大公报》案”。不久，香港法庭宣布，对费彝民罚款 4000 元，另支付控方诉讼费 1500 元，《大公报》必须停刊半年，这是香港《管制出版统一条例》的停刊最高期限。  
　　【主持人陈晓楠：宣判一出，全港哗然。当天下午，马廷栋经理缴款保释费彝民，费彝民赶回报社，会同李侠文召开员工大会，表示抗诉到底，他们下令《大公报》各部门各科室继续上班。周恩来甚至发表声明说，《大公报》是中国人民的报纸，令外交部就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随后为香港《大公报》报庆题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此，广州在英租界沙面示威抗议，宣布对英国留在沙面的物业采取激烈措施，迫使香港政府渐渐地低下了头。  
　　【访前香港《大公报》总编李侠文：在那个时候，周总理发表谈话，说这 3 个中国人民的报纸，尽管受港英压迫，但他表示支持。在那个时候，港英政府大概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大，我们声明要上诉，准备跟他一直干到底。后来嘛，由于我们请了一个大律师，叫“廖亚利孖打”，一个御用大律师。他在内庭跟他们谈好了，让《大公报》复刊，停了两个星期——本来他说停半年，停了两个星期——但另外，罚每一个报纸几万块钱。
　　这一年，香港《大公报》宣布改组，费彝民改称社长，成为中央政府驻港代表。周恩来视费彝民为信得过的老记者，经常单独接见他，披露机密，也听取他对香港的意见。由于内地进行土地改革，大批海外华侨的利益遭受严重侵害，《大公报》举步维艰，销量和广告额大幅下降，一度靠捐款维持。
　
十、如磐风雨疾
　
　　 1956 年，周恩来在北京召见《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希望他回去后宣传内地对香港的举措。此外，周恩来还叮嘱说，新闻记者在香港很艰苦，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回到香港，费彝民发表讲话，宣布港穗直通火车即将恢复，东江供水也在解决之列。一时间，香港和内地似乎重新紧密地联在了一起。
　　【主持人陈晓楠： 1949 年以后，许多人形容说，香港和内地之间隔着的只是一层竹帘。竹帘开启，你来我往，其乐融融。但竹帘拉上，两边便谁也猜不透谁。 1956 年，竹帘仿佛是卷了起来，港人纷纷回内地观光，中国民间艺术团首次来港，璇宫戏院门前通宵排队购票。就在这祥和的景象背后，杀机已暗暗隐露。
　　 10 月 10 号双十节，李郑屋邨街忽然打起一串串国民党党旗，徙置事务处出面干预，双方发出纠纷，事态迅速蔓延。《大公报》得到消息后，采访课倾城而出，几乎全部赶往现场。他们看到，一部分肇事者占领徙置大厦楼顶，与地面防暴警察对垒，向下抛掷重物，另一部分挥舞国民党党旗，号召港人游行，扬言火烧香岛中学，因为它天天升挂五星红旗。
　　【访《大公报》退休记者万明光：看到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回报馆了，因为当时没有通宵船，没有隧道，所以我们自己就基本上都留在现场。那么那些暴徒就很麻烦，他一方面带队去烧东西，去打爱国机构，另外，他们就说明，记者里面有没有左派，要打左派记者，把他打死！
　　天黑之后，国民党特工血洗荃湾，发起大暴动，《大公报》社地处干诺道，面临着严重威胁。特工爬上《大公报》天台，企图挂上国民党党旗。此时，记者均在前线冒死采访，为了保卫报社，坚持保证第一线报道，《大公报》留守员工只得不眠不休。第 2 天，《大公报》刊登《九龙发生大骚乱》报道。第 3 天，香岛中学、万里片场、长城片场、学生书店、一些国货公司和亲共机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暴徒们占领街道，声言要杀死所有左派。
　　周恩来约见英国代办，为港人遭受残害而提出严重抗议。那些天，岂止是港人遭残害，就连瑞士副领事在清山大道行驶，竟被暴徒掀翻汽车，副领事被拉出来毒打，夫人被严重烧伤，入院两天后死亡。暴动中， 56 人死亡， 400 多人受伤。香港政府全力平暴，结束了动乱，但却把责任推给黑社会十四 K 。周恩来极为不满，再提抗议。 1957 年初，香港政府补充说，暴动是十四 K 与国民党地下组织合作而为。
　　 1962 年夏天，《大公报》从干诺道迁到轩尼诗道，日发行量超过 10 万，卷筒印刷机也改成了新式柯式机器。一切都走向祥和，《大公报》更多地做起统战工作。然而，一场更大的风雨正在酝酿。
　　 1965 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康生和江青告诉毛泽东，说吴晗的京剧《海瑞罢官》有问题，代表着反对派的思想，其中许多情节是影射当今。起初，毛泽东并不作回答，但最后还是表示了认可。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开始秘密撰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用这出京剧映证阶级斗争的存在。此时的香港，经济动荡，明德银号破产，挤提风潮蔓延到恒生银行。连续几天，银行门前都排满等候提款的人们。
　　【访《大公报》退休记者万明光：我们去才采访银行家，他就说现在没有什么新闻，假如有新闻我告诉你。我以为他们是应酬我们，想不到过一两天的晚上，大概是 12 点钟，他真的来电话，也许，这是给新闻界的第一个电话。他打电话找我，他哭了，这个银行家哭了。他说，问题解决了，那怎么样解决呢，我们银行的 51% ，给另外一家银行吃了。这件事情就是，香港人把自己香港人的一家银行挤垮，他就告诉我这样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我们独有，我们知道得最先，所以从这件事在这里看到，我们跟香港人之间的交情。
　　 11 月 10 号，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 8 个月密谋和毛泽东 3 次修改定夺，最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以捕风捉影的方式，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和平冤狱与“单干风”和彭德怀“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必须相信，淌在人们脸上的这些热泪，完全发自真心。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疯了。在每一次盛大的检阅中，都会有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流踩死，但能目睹领袖风采，死而无憾。《大公报》在香港政府治下，却深受到北京影响。 1966 年 5 月 21 号，周恩来做万言演讲，宣扬毛泽东是天才，《大公报》第 2 天便在头版转载《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 3 天再次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 4 天，《大公报》的头版题目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蓬勃开展》。
　　【主持人陈晓楠：方汉奇曾经与人合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他说 60 年代中期一些左派报纸受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照搬国内错误做法，结果脱离香港读者，销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另一个显著变化是，香港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规定只检查英文报纸，不检查中文报纸，但到了 1967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这种检查体例终于倒了个个儿，变为不检查英文报纸，只检查中文报纸，《大公报》首当其冲。
　　 1967 年春天，九龙新蒲岗人造胶花厂的工人，不满工资被削减 20% ，自发停工抗议。那时，香港胶花厂盛行，而胶花工人的劳动强度极高，他们必须跳起很高，用身体下坠，把胶花用力砸出来。内地爆热的文革风潮传到香港，香港工人也学会用大字报作斗争武器，发誓要斗倒香港政府和资本家，这就是著名的“五月工潮”。
　　 5 月 4 号，胶花厂要送货出厂，工人们横在厂门阻拦，却得到内地支持，说这是觉悟了的香港工人响应祖国号召，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表现。两天后，太古船坞 3000 工人罢工，在船坞内贴出战斗性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与此同时，香港电灯公司和中华电力公司红勘发电厂的工人群情激昂，抗议香港政府撕毁大字报，最后重新把大字报贴满厂房内外。 5 月 6 号傍晚，香港防暴队和水警摸黑开到天星渡轮码头，把工人的抗英大字报和标语撕去。天星渡轮工人当即罢工，各渡轮陆续停航。第 2 天，愤怒的渡轮工人在香港政府开设的玛丽医院、九龙城隧道、慈云山徙置区用油漆涂写出中英文标语和大字报——“粉碎港英反动统治”、“清算港英百年血债”、“打垮港英法西斯法令”——晚上，天星渡轮、油麻地渡轮、九龙仓的工人们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继续用大字报进行宣传。香港政府连忙颁布禁贴法令，继续派警察和特务上船撕大字报。 5 月 11 号，工人、学生、市民前往新蒲岗，慰问胶花厂工人，香港政府派去大批防暴队，并开来军车，动用直升机，对慰问人群施放木弹和催泪弹，并用警棍追打，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导致数百人受伤。
　　【《大公报》总编杨祖坤：港英当局也是针对我们《大公报》，派了一些便衣警察，跟踪我们的记者，到了新蒲岗那个地方，就突然从汽车上面下来，每个人都用报纸包着铁条，一看到我跟我的那个同事，就马上拦住路，跟着就打，结果我的眼睛，照相机，都给他打烂了。那个时候，我是手无寸铁   ，结果就给他打倒在地上，受了伤。这个事件，就是当时的港英当局，赤裸裸地对新闻记者进行殴打。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粗暴地去干预新闻自由。
　　和杨祖坤一道，《大公报》记者黄泽也在六七事件中被首先殴打，并和王宁、邝宝文、梁丽仪同在采访中被捕，黄泽被判 5 年徒刑。而法庭记者邵干鎏，是在听审时被捕，就连当时的总编曾德成，也难免牢狱之灾。后来，红卫兵在北京抓了英国记者格雷，中国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才使黄泽在被关了两年之后提前释放。
　　【访香港金利莱集团董事长曾宪梓：……《大公报》是爱国报纸。在我的印象里，在当时的情况下，反抗反对港英当局的镇压，《大公报》起了很大作用。五月工潮过去仅 1 个月，《大公报》刊登读者来信，批评香港工商处的英国人反华，压迫华商，对中国货多有为难，动辄以违反签证及执照条例为借口，滥用罚款，甚至判监。工商处副处长委托律师给《大公报》写信，说这是诽谤，望更正和道歉，否则采取法律行动。《大公报》不为所动，还发表社论说，“这是港英对我报的政治迫害、民族压迫。”那个年代，《大公报》的勇敢完全表现在对外斗争中。
　　【主持人陈晓楠： 1966 年秋天，北京《大公报》被永远关闭，香港《大公报》成为《大公报》唯一的余脉。在那个动乱不堪的年代，政治生存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香港《大公报》曾亦步亦趋地转载《人民日报》，然而《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却因为不紧跟党中央而被罢官，最终自杀身亡。同在这场浩劫中，老《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同样含恨自杀，蒋荫恩和孟秋江被残害致死。此后，人人盲从紧跟，噤若寒蝉，生怕再犯政治错误，以免招致杀身之祸。  
　
十一、黎明盛世
　
　　 1969 年 3 月，中苏在乌苏里江激烈争夺珍宝岛， 8 月爆发远东和中亚激战，中苏关系恶化到了极点，中共甚至宣布，中苏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然而，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 9 月间病逝，留给共产主义世界一个政治遗愿，那就是，“兄弟党之间恢复团结”。于是，中苏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结束胡志明的葬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路过北京，与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谈，同意从有争议地区撤走苏联红军，重新进行边界谈判。 10 月，为了防止红军借谈判烟幕发动突袭，林彪发布紧急指示，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全军，要求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迅速布置反坦克武器生产。
　　【主持人陈晓楠：从此开始，历史在两个方向上，沿着两个路线发展。在国际战线上，中苏关系在谈判中得以缓解，美国及时介入，使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其间一系列报道全部由《大公报》透露。在国内形势上，林彪的紧急动员引起毛泽东猜忌，使毛林关系急转直下，当林彪在政治舞台上最终消失，一息尚存的老《大公报》人忽然被想起，恢复了基本自由。
　　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召开后，东西方报刊随即报道说，谈判进展顺利。它们连篇累牍地刊发中苏关系即将出现转折的推测，但却与事实出入太大。为此，周恩来单独召费彝民社长长谈，透露会谈真相。对这次谈判，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全无官方报道，因此《大公报》作为中国政府的喉舌，起着以非官方渠道以正视听的作用。人们得知，谈判初期，双方在东部边境问题上处于僵持状态，成果几无。 1970 年初，《大公报》说，西部边境谈判也无任何结果，因为“苏联拒绝对本国武装部队的约束，也不同意遣散冲突地区的武装部队”。尽管这些报道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甚至有意忽略了争执焦点，但它毕竟是“独家政治新闻”，因此提高了《大公报》的政治权威性。
　　在另一条线路上，毛泽东通过 1970 年庐山会议，突然扳倒陈伯达，开始清除林彪势力。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着，把那些借林彪之手打倒的老人们，陆续放出来一些。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要秘书找来王芸生 38 年前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会见田中时，毛泽东突然对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周恩来根本不知道王芸生关在哪里，参加会谈是来不及了，但他快速做了两件事：第一，安排王芸生参加国庆招待会；第二，在对日友好交往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
　　享受 7 级官员待遇的王芸生，正在北京车公庄“斗私批修学习班”进行“劳动改造”，每月生活费是 12 元。除了馒头、窝头、水煮白菜、咸菜之外，别无他物可吃，因此患上肝硬化。在生命的终点，王芸生把全部精力放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修订上。 1980 年早春，王芸生在病榻上见到新版第 1 卷样书，临终前含着泪水对子女说，我能提前解放，不因为毛泽东，不因为周恩来，也不因为田中角荣，而是因为我写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使我多活了许多年。
　　【主持人陈晓楠：文革结束后，北京《大公报》是唯一一家没有恢复刊号的报纸。据说，王芸生病逝前曾对人说，前辈把《大公报》交到我手上，我交给你们的，却是一张白卷。说罢，泪流不止。而当《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8 卷本全部再版出齐，王芸生已作古两年。那是 1982 年，由于中英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费彝民的香港《大公报》已把全部目力转移到香港回归的激烈谈判之中。
　　内地改革开放，香港转口贸易和房地产市场突然兴旺，但港督麦理浩却心事重重。觐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说，香港政府有权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年期无法超过 1997 年，所有人都在为此担心。邓小平回答，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请投资者放心。此后，香港地产市道仍趋旺盛。 1982 年夏天，邓小平召见费彝民和李侠文总编，第一次正式提出 1997 年收回香港主权，但保持香港稳定，继续发挥自由港作用。
　　【访前《大公报》总编李侠文：一共叫我们 12 个人去，包括新闻界、工商界、文化界、劳工界等等，部分是人大和政协的成员，一共 12 个人。到北京去，邓老就跟我们讲，要收回香港。
　　《大公报》随即透露了邓小平的决定，但却没有披露具体做法，香港顿生阴云。九七大限悬而未决， 1982 年起香港再没签过任何地产抵押合同，撒切尔夫人坐不住了，亲自飞抵北京。由于英国刚刚打败阿根廷，夺取马尔维纳斯群岛，撒切尔夫人踌躇满志，说香港主权对中国的重要性，英国理解，但中英之间有《南京条约》等等国际协议。邓小平说，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不仅收回新界，而且要收回港岛和九龙。会谈比原定时间延长了 50 分钟，撒切尔夫人有些恍惚，离开大会堂时险些摔倒。
　　两年后，邓小平再次召见费彝民和李侠文，严厉批评黄华没有国家立场，强调解放军必须在香港驻兵。 1985 年，人大常委会任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59 位委员，费彝民和金庸位列其中。 1988 年 5 月 18 号，费彝民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享年 80 岁。此后，李侠文升任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继任社长，曾德成接任总编。 4 年后，杨奇退休返回广州，《大公报》社长职务，由王国华继任。
　　在一系列人事变动中，《大公报》编辑部率先实现电脑化， 1994 年便做到了深圳大公印刷厂和香港《大公报》同步印刷，凌晨即通过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运往全国各省。 1995 年，《大公报》率先设立网页。王选教授曾在香港发表演讲，盛赞《大公报》在实现电脑化过程中取得了 3 个第一：率先采用电脑组版激光照排系统，率先采用彩色图文全版输出系统，率先使用新闻综合网络。
　　【访霍英东： 15 年来，《大公报》的报道，慢慢地，给每一个香港市民对回归越来越有信心。 1997 年 1 月 11 号，董建华获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大公报》出版号外，头版标题是 5 个大字：“特首：董建华。” 6 月 26 号，《大公报》发表改版消息，宣布为迎接香港历史的新纪元，本报自 7 月起刷新版面，增添内容，以崭新面貌，服务读者。  7 月 1 号零点，五星红旗和香港紫荆花区旗徐徐升起。这一天的《大公报》的分量，创百年历史之最重，一共是 71 页，仅广告便有 222 版，头版广告投标的港币额均数以十万计算。
　　【《大公报》社长杨祖坤：为了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我们策动了出版 4 次号外。 4 次号外是从 6 月 30 号晚上开始，一直到 7 月 1 号的晚上。那么这样的一个时期——差不多超过 24 小时——出 4 个号外，在我们《大公报》历史上是第一次，相信在中国的报业上也是很少见的。
　　【主持人陈晓楠：有集报爱好的人都知道，凡是号外，全都备受关爱，买卖价格极高。比如说，一张八成新的文革号外，大多要卖到 1000 块钱人民币。而香港回归时的《大公报》号外，当时是 1 块港币 1 份，但随后价格爆涨，每份竟可以卖到 100 元港币。这除了是因为香港回归本身是重大题材，还因为《大公报》适时改版，当然也因为这份多灾多难的报纸已临近了百年。
　
十二、沧海回眸间
　
　　【拍卖师同期声：《大公报》 100 周年报庆日封面及封底广告发布权拍卖会，现在开始……
　　 2002 年 4 月 12 号，《大公报》在上海花园饭店举行拍卖会，百年老店恒源祥以 103 万夺标。每一年，《大公报》都会举办这种活动，纪念 1902 年夏天那个不平凡的 6 月 17 号。那一天，英敛之创办了《大公报》。
　　【主持人陈晓楠：英敛之姓英，实际上是慈禧为戊戌改革者下发特赦令所赐，英敛之从此姓了英，但却依然在《大公报》上抨击太后专政。光绪和慈禧死后，袁世凯大权独揽，但英敛之无所畏惧，连篇累牍地斥责他断送了大清江山。在国人仍留着长鞭子生活的时侯，这位《大公报》创始人已剪去长辫，勇敢地在大街上行走。可以说，英敛之这种独立奔放的性格，奠定了《大公报》前 50 年的基本格调。
　　 100 年前《大公报》创刊时，是这种 32 开本的书式模样。或许，我们今天根本无法理解， 20 世纪初这种书式版的《大公报》，竟能称之为“报”。但就是这种老式的书样报纸，一样包藏着烈焰，燃烧过它所不能容忍的黑暗与寒冷。
　　 1997 年夏天，《大公报》在北京举办回顾展，钱其琛副总理忙里偷闲，也来捧场。许多人感到意外，钱其琛便指着胡政之的照片说，我是老《大公报》人，那时，他是我的老板。 52 年前， 17 岁的钱其琛加盟上海《大公报》，借机指挥学运。  
　　【访老《大公报》人刘诚：钱其琛先是在上海会计科——就是现在的财务科——在会计科做事，那是 46 年。大概 47 年下半年，他就调到总管理处。当时不是有好几个馆吗，他调到总管理处做稽核，就是核所有的报社的帐。他就到总管理处去了。到总管理处去了以后，他大概是“解放”前夕，好像 48 年底，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悄悄的，好像那个时候是有病啊，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他就走了。他在里面是很隐蔽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
　　 1917 年，英敛之已在北京香山隐居，胡政之却受命为难，第一次掌舵《大公报》。胡政之是第一位揭露袁世凯“二十一条”内幕的记者，也是唯一一位亲临巴黎和会进行直接报道的中国记者。同样是他，一次次改进版式，把《大公报》从书的模样变成十足的报纸。近 10 年后，胡政之雄心不死，终与吴鼎昌和张季鸾联手，全面接管《大公报》，把《大公报》推向百年史中最盛的黄金时期。他们把“大公” 2 字，引申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 30 年代人人皆知的“四不主义”。张季鸾以“三骂”著称——骂吴佩孚、骂汪精卫、骂蒋中正——但蒋中正却在床前、在办公桌上、在每一处行辕的明显位置，分别摆放当天的《大公报》，以随时了解真正的民生。
　　【访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大公报》没有在敌人的统治下出版一天，这说明《大公报》的民族气节。上海《大公报》，当时是日本人侵占上海以后，要求进行新闻检查，上海《大公报》的负责人当时就发表社论，说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此话出自《大公报》第 3 代领袖王芸生笔下。王芸生没有大学文凭，但写起社论，一点不亚于恩师张季鸾。 1944 年冬天，国民党中宣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为什么放弃长沙。回答问题时，会议主持人以军事机密为由，吞吞吐吐。王芸生看不下去，竟拍案而起，大声喝道：“机什么密……岂有此理！”
　　【主持人陈晓楠：同是这一年，王芸生去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演讲。他说，做记者的最需要仗义执言，要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他告诫燕大学生，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这种风趣而又掷地有声的语言，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王芸生没有想到的是，历史留给他的答卷比留给任何人的都要残酷。  1944 年秋天，王芸生的重庆《大公报》发行重庆《大公晚报》，由徐铸成接手，基调比王芸生左。王芸生颇有微言，这多少反映出王徐长期不和，也透露出王芸生的政治主张。
　　 1 年后，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王芸生在李子坝季鸾堂设宴招待，曾劝共产党人“不要另起炉灶”，为《大公报》和自己的未来，埋下祸根。另一方面，王芸生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尴尬。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身陷香港，情况危急，蒋中正下令保证胡先生速乘飞机离港，但最后一班飞机落在重庆珊湖坝时，出来的不是胡政之，而是孔祥熙的二小姐，还有几条洋狗。王芸生愤怒已极，发社论抨击逃难飞机运洋狗。这种不满，最终导致国民党对他的 3 次审查。就在这两个方向的尴尬中，王芸生走进黯然无光的晚年，《大公报》 6 家报社只剩下两家，他的北京《大公报》在文革中关闭。
　　【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文革中审讯他的重庆谈判期间，他们硬要逼我父亲承认《大公报》策划，是他，还有胡政之，还有已经离开《大公报》的吴鼎昌——吴鼎昌当时他在重庆是担任蒋介石的文官长，但他是离开《大公报》了——这次重庆谈判，是吴鼎昌向蒋介石建议，而且几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都是吴鼎昌起草的。这个事情，是吴鼎昌的事呀，这跟《大公报》，跟我父亲，或者是跟胡政之没关系。硬要说是他们共同策划的，硬要说他是策划之后阴谋杀害毛泽东。这个罪名不得了啊。在共和国时代，北京《大公报》不及香港《大公报》受重视，王芸生也不及费彝民。
　　从 50 年代开始，费彝民把陈嘉庚、华罗庚、红线女、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经由香港，送归内地。香港《大公报》更多的不是一张报纸，而是一个窗口，一个联络站，一个勾连内地和海外的纽带，而费彝民不仅是报人，而是没有官阶的重要代言人，是内地在海外的触角。他就这样在京港两地之间跑着，直到 1988 年以 80 岁高龄辞世。
　　【访前《大公报》董事长李侠文：是周总理要《大公报》的经理费彝民，他说，你去请客吧，请这批人吃饭，报上也登出来。很多他们的家属，晓得后就跑来找我们，跟他们联系。比方杨振宁，他的岳父是杜聿明，这里的王振飞，锦绣花园以前的老板，他的岳父是王耀武，都是国民党的一些军人。因为，他们都晓得，这个费彝民有办法直通北京，他们就来找上门。
　　【主持人陈晓楠：杨奇退休后，王国华继任董事长兼社长，《大公报》随着香港回归的到来，尽管依然扮演着特定角色，但也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报纸特色。不仅如此，《大公报》还紧追时代步伐，突破传统印刷的藩篱，逐步向电子印刷转变。大公网每天平均页面浏览人数超过了 50 万，其中欧美读者占 70% 。 1999 年早春，杨祖坤继任总编，他曾表示说：“《大公报》现在面对的任务是，这份拥有悠久历史的老报如何焕发青春。”   英敛之始创《大公报》的天津城依旧，一个世纪的风雨却已匆匆说过。在这份百年老报的华诞前夕， 100 年前英敛之的“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已由王国华社长新释为：“为民服务，忘己为大，与时俱进，无私为公。”